其实，这些年深圳的地铁安检级别一直处于动态微调中，时紧时松。如今加大安检力度，必然对普通市民的出行带来一些不便，但安检的初衷还是为了打击犯罪、保障群众人身安全，特别是今年以来，中国多地发生了恶性的恐暴事件之后，相信大家对于安检措施，会多了一分理解，少了一分抵触。
事实上，在2001年的9·11事件之后，不仅美国，各国都加强了城市轨道交通安检水平，以及相关地铁安检立法。比如，2009年，俄罗斯总统签署了预防铁路恐怖袭击综合治理方案，重点完善铁路系统反恐措施；为使维护地铁安全有法可依，莫斯科出台了地方性法规——《破坏莫斯科地铁使用规则责任法》。国内城市立法则有《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》、《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》，深圳这次收紧地铁安检，也算是正常部署。
事实上，地铁一直是犯罪的高发地带，甚至是恐怖袭击的重点对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因为地铁空间有其特殊性，容易“诱发犯罪”。心理学家奥尔特范在《环境与行为》一书中，分析了空间与行为的关系，其指出：秘密性、领域感和个人空间是影响个体安全感的评价指征。因私密性过多引起的孤独感和因私密性过少引起的拥挤感，均无法实现人们空间活动的最佳状态。当人们身处拥挤的地铁车厢时，会不由地自觉私密性过少，这样的人际控制结构容易引起安全感的下降。
从区域性防控的角度看，在居民经常接触的熟悉社区，犯罪率通常不高。但在公共交通空间，乘客们彼此互不熟悉，缺少领域归属感，难以激发对地铁区域的管理热情与自治意识。而在私密性过少的公共空间又往往容易孳生防控漏洞，由于乘客搭乘地铁多是随机的，车厢内人员变化频繁，相互间缺少有效组织，难以形成区域自治，嘈杂熙攘的公共环境容易分散乘客注意力，弱化自我保护意识。
那么如何有针对性地提升地铁安全感呢？这涉及地铁安检的有效性问题。很多人认为目前地铁安检不足以把危险因素排斥在地铁之外，甚至认为地铁安检是“形式主义”的花架子。
这就得谈到犯罪学里的“信息场”理论，多数犯罪决策是出于主体理性判断的结果。当对场信息群的评估判断表现为代价较小、收益较大时，预定的犯罪计划便将付诸实施。而若在犯罪场中分布对抗犯罪的信息群，减弱罪因刺激的强度并叠加抑制犯罪的信息暗示，则能削弱犯罪的可能性。所以，如果地铁里包括安检、警察巡逻等犯罪防控严密，等于向潜在的危险分子传达地铁空间警力充足、快速出击、严密监视、全方位巡防等有约束意义的信号群，这就能有效遏制不法者的犯罪意念。所以真的别觉得安检手段是“形式主义”。
